文/迪爾克·克斯勒
大司馬認為，馬克斯·韋伯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他出現在德國，跟德意誌邦國林立、政體多樣有很大關系，這一點深刻地影響了他和他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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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在柏林開始一段政治生涯，無疑恰逢其時：1858年開啟了普魯士王國的「新紀元」，隨著俾斯麥上台以及靠「鐵血政策」建立帝國，德國歷史上的一個嶄新時期揭開了序幕。
柏林在1858年前後經歷了比此前數十年更為深刻的變革與飛速發展。
自1861年起，韋丁（Wedding）、格松布魯嫩（Gesundbrunnen）和莫阿位元（Moabit）等郊區，以及北部城區舍訥貝格（Schöneberg）和滕珀爾霍夫（Tempelhof）被並入市區，因此柏林的城市面積從3500公頃擴大至5900公頃。
柏林在行政上被劃分為16個城區，居民人數達到547000人，其中243000人為登記在冊的勞動者，主要從事工業和手工業。
此外，對於老馬克斯·韋伯具有重要意義的或許是，一座新的市政廳於1861年6月11日奠基，它契合了柏林市民階層日益提升的政治自信。
坐落在國王大街上的這幢紅磚清水外墻建築於1869年竣工，從一開始就因其引人註目的外表而被稱作「紅色市政廳」（Rotes Rathaus）。
正是在這座辦公大樓中，柏林市府參事老馬克斯·韋伯將會從1869年2月起，在長達24年的時間裏履行他作為市政官員的職責。
1849年的欽定憲法盡管在內容上相對開明，但其決定性的架構特征卻首先在於， 它是出於統治者的自主決定而得以頒布的，這導致它著重堅持君主制原則並且否定人民主權思想。
此外，實行前文提及的三級選舉權制而非共和政體普遍、平等且不記名的選舉，壓制新聞自由，拒絕讓軍隊對憲法宣誓效忠，以及改組參議院為上議院等措施，也產生了不利影響。
所有這些改變對於普魯士王國而言， 盡管對外留下了一種君主立憲制的印象，但在實際上起到的作用卻是固化了保守的專制國家。
在這個國家中，所有階層的平民都必須為貴族階級讓路，而工人階級在政治、社會和文化上全無立足之地。
1861年，隨著國王威廉一世的登基，在普魯士議會與柏林市議會中，自由與進步的精神似乎得以恢復。反動勢力的時代似乎一去不返。
威廉一世登基圖
柏林開啟了那段實行自治的「典範時期」，這種自治透過「紅色市政廳」的那座缸磚建築得到了藝術上的表達。
然而，威廉一世絕非一位認同自由派思想的君主：軍官出身的他認為，普魯士國家政權只能建基於軍事力量。由此，普遍的政治局面很快又變得混沌不清。
普魯士議會與政府之間關於國王意欲推行的軍隊改革的爭端，演變為一場激烈的憲法沖突，柏林的輿論與各城市法人團體在這場沖突中一致支持下議院的議員。
自由派對於——即便只是漸進地——發展議會制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新紀元」的氣息轉瞬即逝。
愈演愈烈的軍隊沖突與憲法沖突，最終使俾斯麥這位自由黨人的天才對手以及「自上而下的革命者」，獲得了延續近30年的幾近絕對的權力。
就在自由派–資產階級的議會多數派與守舊的普魯士貴族的農業–軍事政黨聯盟之間的鬥爭達到高潮之際，俾斯麥於1862年9月23日成為首相，此時他已經總結出革命時期的三條教訓。
第一條教訓是，普魯士只能作為工業大國來保持其大國地位。
第二條教訓是，民族主義就該成為普羅大眾的替代宗教，而且，誰若是建立了德國人的宗教，誰就能把他們凝聚起來並且長久地進行統治。
第三條教訓便是，如果保守派不去主導民族統一，不去進行「自上而下的革命」，普魯士就會失去其原有的國家機制：「德意誌要考慮的不是普魯士的自由主義，而是它的實力。［……］這個時代的種種重大問題不是靠空談和多數票決議來決定的——那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巨大錯誤——而是要靠鐵與血。」
鐵血宰相俾斯麥
正如我們所知，在那個動蕩時代，26歲的法學博士威廉·馬克西米利安·韋伯從柏林的「偉大政治」中脫身，進入了邊陲城市愛爾福特的市政府。
為了能夠再現並理解他本人以及日後其長子完全以政治為追求目標的人生道路，有必要至少對德意誌的自由主義從19世紀中葉起所面臨的政治生態加以簡短概述。
老的和小的兩位馬克斯·韋伯終其一生都置身於這種政治生態之中，他們自認為是自由派，並且也被人們視作自由派。可是在那個時期的德意誌各邦國，「自由主義」所指為何？
在19世紀的觀念史上可以區分出五種不同的政治思潮：保守主義、政治化的天主教教義（politischer Katholizismus）、民族自由主義、民主–議會制自由主義以及社會主義。
這種粗略的分類就已經透露出， 那個名叫「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想領域，從一開始就劃分為左右兩翼，盡管它們具備共同的意識形態根基，但在關鍵問題上卻存在顯著分歧。
首先，根據年輕的老馬克斯·韋伯支持的所謂右翼陣營——民族自由黨——的基本設想，從各方勢力的較量與各種思想的碰撞中應當產生出對各種利益的協調，那就是憲法、民族和對個人幸福的追求，由此可在各邦內部及各邦之間逐漸建立起一種多方力量的平衡。
在那個時期，自由派設計的宏偉世界藍圖，帶有一種響應進步與歷史要求的樂觀基調。可是， 在德國自由派的心中並存著兩個靈魂：
一個向往著實作自由貿易、繁榮和各民族友好的國際主義–世界主義；另一個企盼建立一個從北海延伸至艾爾卑斯山的龐大經濟區的民族主義–沙文主義。
就像經濟市場會透過那只「看不見的手」帶給所有人福祉一樣，議會作為交換意見的場所也應該成為普遍理性的出發點。
然而，這些自由主義觀念卻陷入了嚴重的政治窘境。自由派資產階級將會與守舊的封建當權者而不是跟無產階級共享政治權力。
隱藏在以憲法和議會為目標的鬥爭背後的想法，從一開始就是建立一個貴族和資產階級的統治聯盟，當然也有少數人會幻想著由資產階級來獨攬大權。
總體而言，德國的自由主義從未真正徹底地反封建，也從未真正堅決地支持共和與民主。在傳統與進步之間的搖擺不定，正是造成它的種種分裂的主要思想根源。
因此，沒有任何一位「三月革命前」（Vormärz）的自由派理論家曾經無條件地要求人民擁有主權，他們追求的僅僅是人民的參政權。
此處的人民被單單理解為資產階級，或者準確地說，是資產階級的某部份成員，主要指「有教養者」。與這種對人民的理解相對應的事實是，在資產階級自由派圈子內已經廣泛地接受了三級選舉權制，而沒有始終如一地主張普遍且平等的選舉權。
自由主義所追求的，是法治國家制度與君主立憲制度的並存。按照1848至1849年革命時期的多數自由黨人的設想，一部成文的憲法與依照憲法組建的議會，其目的在於對王權加以限制，而在德意誌各邦中僅有極少數人主張成立一個純資產階級的共和國。
無論對哪個派別的自由黨人而言，那渴望已久的德國統一，要絕對優先於實作他們關於資產階級自由與法制的理想。
在自由中實作德意誌民族的統一，最終只能以「小德意誌」作為解決方案，其後果就意味著，在這條道路上將會犧牲奧地利之於德意誌的歷史與文化歸屬。
老馬克斯·韋伯在1858至1862年間也同樣成了這個切實的小德意誌方案的擁躉。
普魯士王國並未真正徹底地實施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式改革，恰恰是這一事實，首先導致了民族自由主義向普魯士國家靠攏，這一點尤其反映在1859年德意誌民族聯盟的建立過程中。
聯盟的構想是建立一個君主制普魯士領導下的「小德意誌」，其顯而易見的前提是，普魯士要進行內部的自由化改革，這是它完成其德意誌使命的代價，並最終化身為德意誌。
第二帝國的版圖
但是事情的發展並非如此。相反，軍隊沖突和由之產生的憲法沖突，使普魯士在反動的軌域上漸行漸遠，並且使普魯士與自由派德意誌民族運動之間的關系出現了深深的裂痕。
這一裂痕顯然難以彌補，盡管普魯士政府做出了讓步，請求議會給予「事後的批準」，即對於它在1866年的所作所為進行事後的合法性確認，但這依然無法修復雙方的關系。
前文提及的德意誌進步黨在1861年的成立，對於我們的敘述具有突出的意義。最初，在1861年6月，普魯士下議院的一群自由派議員與諸如魯道夫·菲爾紹、特奧多爾·蒙森、赫爾曼·舒爾茨–德利奇以及維爾納·西門子等知名人士聯合組建了第一個德意誌自由派政黨。
在其綱領中，他們要求實作一種由普魯士掌握最高權力、德意誌人民代表共同參政的德國統一。
在這份綱領中，原初的民主訴求也同樣得到了體現，主要是依據憲法來建立法治國家，實行司法獨立、面向議會的大臣責任制，以及針對容克地主的優勢地位——限制普魯士上議院的影響力，推動地方與省級自治，促進政教分離，保障宗教團體的平等地位，還有強制推行民事婚姻。
在組織上，該黨主要以選舉的貫徹落實為目標；在其建黨綱領中，他們就已號召組建區域性的社團與委員會，來籌備下一年的選舉。
1861年9月，一個由議會議員和非議會議員組成的中央選舉委員會在柏林成立。最晚從1862年3月17日起，在這些「非議會議員」中—很可能從一開始—就包括了年輕的法學博士老馬克斯·韋伯。
本文節選自新書【韋伯傳】，已獲出版社授權先發。該書講述了偉大的政治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馬克斯·韋伯的一生，結合德國的政治演變，揭示了產生韋伯的土壤以及韋伯對這種土壤的反饋。對韋伯感興趣的朋友推薦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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