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虞雲國
今年是史學大師呂思勉（1884-1957）誕生140周年，上距他的成名作【白話本國史】出版已過百年，在其身後付梓的晚期代表作【隋唐五代史】也已甲子輪轉。然而，呂思勉史學並非僅僅20世紀中國史學翻過的一章，其當代意義仍然值得重視。
一、對當代社會的人文意義
在後人的印象中，呂思勉只是為學術而學術的純學者，而忽略了他對自己的祖國與民族，對全人類的命運與前途，懷著真摯的關切與通達的見解。這種大關懷與大悲憫，至今仍閃耀著燁燁的光彩。
1.孜孜追求的大同境界
呂思勉畢生都在探索與思考大同境界的可致之道。1952年，他在【自述】裏交代自己思想的三次大變：第一期受康梁學說的影響，篤信大同之境與「張三世」之說；第二期，信仰開明專制主義，冀「以改善政治，為走向大同之第一步」，認為法家督責之術可以改良政治上的弊病；第三期，認為「今日之社會主義，實使人類之行動，轉變一新方向」。
呂思勉的大同思想雖受儒家影響，他在【中國通史】第六編【結論】裏指出：「大同的社會，在後來雖已成過去。然而其景象，則永留於吾人腦海之中，而奉為社會最高的典型。一切政治教化，均以此為其最後的鵠的。這是中國人的理想，所以能和平樂利的根原。」但他對通往大同的路徑有自己最終的理解，其主旨簡括如下:
（一）事權自少數人漸移至於多數，此自有史以來其勢即如此。自今而後，事權或將自小多數移於大多數，移於公眾性的社會組織。（二）交通範圍日擴，密接愈甚,終必至與世界合流，此觀於中國昔者之一統可知。世界大同，其期尚遠，其所由之路，亦不必與昔同,其必自分而趨合，則可斷言也。（三）公眾的受教育程度漸高，公眾參與的範圍就越廣，專擅之少數人秘密政治也愈來愈難得逞，「天下」必為天下人的天下。真正的民主，植根於真正的教育。政治的解放，必先之以教育的解放。（參見王家範【中國歷史通論】增訂本第463—464頁）
由此可見，他追求的現代「大同」社會，契合民主、自由與公正等價值觀，既異於原始儒家的空想成分，也摒棄了法家的督責之術。呂思勉史學尤其關註社會風氣與典章制度的歷史變遷，「都是為了現在和未來社會的進步，也飽含著他對‘大同世界’的美好憧憬」 （同上） 。這種憧憬仍應是時代與人民不懈追求的理想。
2.執著堅守的平民意識
不同於家世優渥的陳寅恪與錢穆而傾向精英文化；也不同與官場、政界關系密切的梁啟超，呂思勉出身下層士人家庭，始終生活在社會基層,從來不願涉足政界，天然接近底層民眾，在20世紀中國史學大師中最具平民意識。在不同時段的時事評論與友朋書劄裏，都能看到他對國計民生的關切與憂心。所到之處，大至水利、賦役與吏治，小至生民的收支、物價與負擔，他必認真調查,詳細記錄。在關心民間基層生活，重視社會經濟問題上, 在同輩史家中，呂思勉的平民意識是少有倫比的。他對民眾的苦難，始終感同身受。他指出：「社會科學其本在識。……而識之本，尤在於誌，必有己饑己溺之懷，然後知世有饑溺之事,不然饑溺者踵接於前，彼視之若無所見也。」他有感而發道：「張橫渠見餓殍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竟日。嗟乎，見此餓殍者，獨橫渠也哉?」 （【呂誠之先生講經世】） 這種對民眾苦難的真切同情，不是當今之世人所應有的人文情懷嗎？
正是基於平民意識，呂思勉深刻揭露君主與官僚階級絕不可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他在【生活的軌範】裏指出：
（官僚階級）他們專剝削被治者，以自謀其利益。要制裁他們，只有兩種方法:一系上級的監督，是為法律制裁；一為人民的反抗，是為實力制裁。官官總是相護的，這是因為階級利益相同之故，……所以上級官的監督，不甚可靠。最上級的監督，就是君主，……他並不能純粹代表人民的，君主的性質，世系立於官僚和人民之間，而保持其平衡的，而究竟還略偏於官僚一方面，所以其監督之力，終不能徹底。……官僚階級大利之所在，而要專靠上級的監督去防止他，老實說，這是等於以只手障狂瀾。
在統治者與被治者的對立中，在強者與弱者的對峙中，呂思勉總是自覺站在被治者與弱者一邊，不禁令人想起高墻與雞蛋的著名比喻，這種人文良知的當代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3.「學問在空間」的現世關懷
呂思勉一再告誡學者：「學問在空間，不在紙上」 （【自述】） 。這一命題至少有三層內涵。首先，從書裏紙上獲得的知識，應該思考它在當時社會中究竟指哪些事實，也即他說的：「讀書第一要留心書上所說的話，就是社會的何種事實」 （【讀書的方法】） 。其次，紙上所得的學問必須與當下的社會現實互相驗證，此即他說的：「讀書與觀察現社會之事實,二者交相為用，而後者之力量實遠強於前者。我們對於學問的見解,大概觀察現社會所得,而後以書籍證明之。」 （【張芝聯<歷史理論引論>案語】） 最後，上述從空間獲得的真學問還應履踐在現實空間中，也即他說的，「真正的學術，哪有無用的呢？」 （【蔡孓民論】） 「學問在空間」的命題對經世致用的學術舊傳統作出了創造性的轉換，凸顯了呂思勉史學的現世關懷，也為中國當代學術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基於「學問在空間」的人文關懷，呂思勉對諸多社會問題提出了理性通達的見解或方案。這裏僅舉其早年與晚年的兩個例子，來印證他「學問在空間」的實踐。1911年，辛亥革命前夜，他根據「吾國以農立國，故農民實據一國之最大多數，歷代之治亂恒視農民生計之舒蹙以為衡，此征諸歷史而可知者也」 （【禁止遏糴以紓農困議】） ，在應征作文中主張采用社會經濟政策，緩解農民生活的困難。1950年，鼎革之初，針對城市平民住房難題，他寫了【論房地產稅】，向政府建策利用級差地租原理，估定房屋平均租價，對溢位租價的地產課以重稅，所得稅金可在無利之地上建造民居，紓解平民的住房問題。
這種「學問在空間」的思想與實踐，迄今仍不失其當代價值。
4.批判與改革的社會主張
呂思勉認為，「社會是時時需要改革的，然其改革卻極不易。」（【從章太炎說到康長素梁任公】）他指出，「沒有改革的誌願，那還講做學問幹什麽?所以對於現狀的不滿，乃是治學問者，尤其是治社會科學者真正的動機。」（【從我學習歷史的經過說到現在的學習方法】）在他看來，知識人必須有對現實始於不滿、終於批判的精神，做出來的學問才能對社會改革有所建議，推動社會不斷進步。
在【呂著中國通史·緒論】裏，呂思勉批判了當時的社會現狀，表明了作為治史者「最大的希望」：「如因教育制度不良，致社會中人，不知遠慮，不能預燭禍患；又如因階級對立尖銳，致寄生階級不顧大局的利害，不願改革等；都只可說是社會的病態。我們能矯正其病態，一治一亂的現象，自然可以不復存，而世界遂臻於郅治了。」他直言不諱道：「讀了歷史，才會有革命思想」，因為「若真知道歷史，便知道世界上無一事不在變遷前進演化之中，雖有大力莫之能阻了。」惟其如此，他斬釘截鐵地明示：「歷史是維新的佐證，不是守舊的護符。」 （【歷史研究法】）
呂思勉認為，「惟知道歷史,才知道應走的路，才知道自己所處的地位，所當盡的責任。」 （【歷史研究法】） 而歷史學者當盡的責任，就是批判現實社會仍有的病態，推動現實的改革。呂思勉史學強調批判與改革的精神，在當代依然不會過時。
孜孜追求大同境界，執著堅守平民意識，以「學問在空間」表達現世關懷，堅持批判與改革的社會主張，呂思勉史學的這些遺產，其深邃的影響不僅溢位了史學的畛域，而且超越了學術的界限，對培育全體國民的人文素養都有不容低估的當代意義。
二、對當代學術的啟示意義
呂思勉對社會有大關懷，對民眾有大悲憫，他也認同，「學術之終極目的，總不外乎有用」 （【蔡孓民論】） ，這種有用的學術當然包括他終生致力的史學。然而，在歷史研究與史著撰述中，他卻明確反對為開出急功近利的藥方而將歷史簡單比附現實；警惕史學為政治與權力張目而過度宣揚錯誤的觀念。這種秉持價值中立、尊重真正學術的原則，是呂思勉史學留給當代學術的重要啟示。
1.真正的學術應只分真偽，真正的學者當絕去名利
盡管認為學問最終必能致用於社會與大眾，呂思勉卻堅決認定，在研究過程中真正的學術應將致用置之度外。他指出：「學術為國家社會興盛的根源，此亦眾所共知，無待更行申說。然要研究學術，卻宜置致用於度外，而專一求其精深。」他反對將學術與事功相提並論，以為這樣「總不免有輕學術而重事功之見」，主張嚴格區分致用的事功與求真的學問，堅持「學問只分真偽」，只有這樣的學術最終才可能「不外乎有用」。惟其如此，他倡導一種純粹治學的精神，即「深嗜篤好，不能自已而為之」；在他看來，清代樸學原來頗具這種精神，但近代以來「因時局的緊張，反有舍棄其純粹治學的精神，而趨於套用之勢」，致使「中國近代需要純科學甚亟，中國近代學者的精神，其去純科學反愈遠。」 （【蔡孓民論】） 總之，他認為，任何急功近利的趨用救世，既無補時局的轉機，反失去真正的學術。
有鑒於此，呂思勉力主學術研究「不宜豫設成見」。這一主張與馬克斯·韋伯在社會科學研究應該遵守的價值中立原則兩相契合。「五四」不久進入史界的呂思勉就絕不先驗預設地排拒其他學說，他對包括馬克思在內的西方社會學與經濟學理論兼收並蓄，為我所用，社會經濟、社會組織、社會生活都進入其宏闊的史家視野。他援用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研究中國社會通史，既不塗抹政治的色彩，也不沾染激進的情調。誠如嚴耕望所說，呂思勉在這點上與新政權確立後的「一般趨附者大不相同」 （【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 。1949年以前呂思勉的這種做法，與1949年以後陳寅恪「不要有桎桔,不要先有馬列主義見解，再研究學術」的宣示，看似殊途，實則同歸，都出於不先驗預設地排拒某家學說，而僅僅基於自己獨立的思考，該信則信,當疑則疑。
呂思勉有一段真誠的寄語：「真正的學者,乃是社會的，國家的,乃至全人類的寶物，而亦即是其祥瑞。」他祈願：「世之有誌於學問者，勉為真正的學者。」怎樣才能成為真正的學者，他認為唯有「絕去名利之念而已」。他進一步剖別說：「名亦就是一種利；所以簡而言之,還只有一個利字」，因此真正的學者「學問欲求有成，亦在嚴義利之辨而已」 （【從章太炎說到康長素、梁任公】） 。摒棄名利的誘惑，求索真正的學術，難道不是當代學術界仍應身體力行的最高境界嗎？
2.警惕民族主義的濫用，謹防愛國主義的過界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危局，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呂思勉認為，仍應該自覺抵禦其幹擾學問的求真。為此，他清醒地提出必須破除「國拘」的成見：
治社會科學者最怕的是嚴幾道所說的「國拘」，視自己社會的風俗制度為天經地義，以為只得如此，至少以為如此最好。此正是現在治各種學問的人所應當打破的成見。（【從我學習歷史的經過說到現在的學習方法】）
這種成見最易導致國民把自己的國家與民族看得過高，而把其他的國家與民族看得太低，「偏重感情，抹殺理性」，導致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泛濫。在他看來，假借歷史過度宣傳愛國家、愛民族不免有其弊端：
愛國家、愛民族,是確有其理的；而借歷史以激勵愛國家、愛民族之心，亦確是一個很好的辦法。然而天下事總有一個適當的限度，超過這限度，就不是真理，而是出於矯揉造作的了,其事就不免有弊。
在【史籍與史學】裏，呂思勉揭露其弊有二。首先是因偏見而失真。此即他說的：「愛國愛族，誠未嘗不可提倡，然蔽於偏見，致失史事之真，則繆矣。中西交接之初，史家此等謬誤,蓋未易列舉，今日讀之，未見不啞然失笑者也。」其次是以愚民而惑世。此即他說的：「若乃明知非史事之真，而故為矯誣，以愚民而惑世，如日本人之所為者，則尤不足道矣。」他以近代日本煽動民族主義而兜售軍國主義的覆轍警示國人，誠可謂語重心長。他還指出：這種「由矯揉造作的歷史所致之弊，唯有用真正的歷史，可以做它對癥的藥」 （【歷史研究法】） 。
應該如何對待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呂思勉表現出高度的理性與控制力。抗戰爆發，上海淪陷，他離開上海，不能教大學，就到常州教中學，常州也被日占，他幹脆到鄉村去，在實踐層面堅持了民族大義。【呂著中國通史】下冊完稿在抗戰最艱苦的時期，但他沒讓民族主義泛濫，僅在書末參照貝倫的【哀希臘】，隱喻中國這樣的大國、古國，豈能「沒有前途之理」來激勵當時的國民。他的【兩晉南北朝史】也完成在抗戰後期，他日後反思，書中論五胡時為激揚民族主義而稍失其平，表示「異日有機會當改正」 （【自述】） 。呂思勉史學對歷史理性與民族感情的正確把握，對當今中國人仍有啟示意義。
3.批評史為前鑒的陳說，反對道德史觀的流弊
在中國傳統史學裏，以史為鑒歷來奉為圭臬，呂思勉對此卻持懷疑與批評的態度。他在討論歷史學的作用時，力辯「歷史是前車之鑒」的說法似是而非：「這話驟聽似是，細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那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謂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誤以不同之事為同罷了。」他認為：「世事亦安有真相同的?執著相同的方法，去應付不同的事情，哪有不失敗的道理?」在他看來，「歷史是一種學術，凡學術都貴真實。只要忠實從事，他自然會告訴你所以然的道理，指示你當遵循的途徑」 （【歷史研究法】） ；但絕不是說某個現實問題能引某個歷史事件作完全的對照或借鑒，因為「歷史是歷史，現局是現局」 （【呂著中國通史】） 。呂思勉指出，一味以史為鑒，「在社會變遷較緩慢之世，前後的事情，相類似的成分較多，執陳方以醫新病，貽誤尚淺，到社會情形變化劇烈時，就更難說了。」他痛陳拘執以史為鑒的後果道：「近代世界大通,開出一個從古未有的新局面，我們所以應付之者，幾於著著失敗，其根源就在於此」 （【歷史研究法】） 。
呂思勉強調，面對歷史大變局，只有潛心學術，研究問題，才是應對之道：
當國家社會遭遇大變局之時，即系人們當潛心於學術之際。因為變局的來臨，非由向來應付的錯誤;即由環境急變，舊法在昔日雖足資應付,在目前則不復足用。此際若再粗心浮氣，冥行摘塗，往往可以招致大禍。昔人於此,觀念雖未精瑩，亦未嘗毫無感覺。所以時局愈艱難，人們研究的問題,反愈接近於根本。（【蔡孓民論】）
對崇尚重褒貶、寄寓懲勸的傳統道德史觀，呂思勉同樣持批評態度。在他看來，這是將歷史變為訓誡之書，其謬誤仍在於將史學視為有用之學。他認為，「此等史事的批評家，往往僅據往史表面上的記錄，其結果，多不免於迂腐或浮淺，就不徒無益於求真，而反足為求真之累。」 （【歷史研究法】）
強調學術只分真偽與學者棄絕名利，警惕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濫用，批評史為前鑒與道德史觀的失真與迂淺，呂思勉史學的這些原則不僅對當代史學，推而廣之，對其他人文學科，都沒有失去啟發意義與警示作用。
三、對當代史學的垂範意義
呂思勉史學是通貫之學與專精之學的完美結合，他立誌撰述中國社會通史則投射著史學的人文關懷。
1.追求「攝其全體」「觀其會通」的史學「通貫之識」
呂思勉把學問分為三等：「凡研究學術，不循他人之途轍，變更方向，自有發明，為上乘。此時勢所造，非可強求。循時會之所趨，聯接多數事實，發明精確定理者，為中乘。若僅以普通眼光，搜集普通材料，求得普通結論者，則下乘矣。」他所推崇的上乘學術，即「學問固貴證實，亦須重理想」 （【叢書與類書】） ，而「重理想」就是呂思勉史學的人文大關懷，只有這樣才是上乘學術的最高境界。他多次申明其史學主旨在於「觀其會通」、「攝其全體」,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他在【史籍與史學】裏特別區分史學與史籍：「會通眾事而得其公例者，可以謂之史學；而不然者，則只可謂之史籍」。也就是說，只有會通歷史總相而獲得公例，才是真正的史學。他還辯證區分了普通的歷史與專門的歷史，而對普通的歷史評價更高：「嚴格言之，專門的歷史還當分屬於各科學之中，唯普通的歷史乃是稱為真正的歷史。」 （【怎樣讀中國歷史】） 他承認，學者因秉性差異而各有所擇，分為專門家和通才，前者宜為專門史家，後者宜為普通史家，但專門史家應有普通知識，普通史家應有專精之學，兩者看似分途，實質相資為用，這是史學演進的必由之途。他提倡史學「通貫之識」，既受鄭樵「會通之說」的影響，又有章學誠「獨斷之學」的啟悟。他借用章學誠的術語，以比次之業、考索之功、獨斷之學作為評論學問的分野：「學問之家，所以或事比次，或專考據，或則獨斷者，固由才性之殊，亦或以所值時勢之不同，從事於其時之所當務也」 （【文史通義評】） 。但呂思勉追求甚高，治學甚勤，在考索之功、比次之業與獨斷之學上都留下示範，啟迪後學。他的【讀史劄記】以新方法網羅史料，將劄記範圍拓寬到社會經濟、典章制度、少數民族歷史與學術文化諸方面，透過比次與考證，為通貫的史學奠立堅實的基礎。他高度推崇【文獻通考】，實為呂氏史學的夫子自道：「考索之功頗深，立論亦多能綜貫今古，豈得儕諸策括之流邪？」 （【文史通義評】） 早在20世紀20年代，他在【白話本國史·序例】裏就立願：「我很想做一部【新史抄】」，「把中國的歷史，就個人眼光所及，認認真真的，將他緊要之處摘出來，而又用極謹嚴的法子，都把原文抄錄——有刪節而無改易——自己的意見，只註明於後」。【新史鈔】在形式上融匯比次之業與考索之功，而註明其後的「自己的意見」則是蘊含「通貫之識」的獨斷之學。
呂思勉史學向往「觀其會通」的理想境界，在融入考索之功與比次之業的基礎上創立獨斷之學。這種學術追求對當代歷史學而言，具有歷久彌新的標桿意義。
2.立誌撰述究明社會全體與歷史總相的中國社會通史
上世紀30年代末，【呂著中國通史】完稿在即，呂思勉便著手撰著斷代史系列第一種【先秦史】，直到去世後出版的【隋唐五代史】。他企望完成從先秦到明清的斷代史系列，顯然在實踐其【新史抄】的計劃，錢穆稱其師的斷代史系列是擬議中的「國史長編」。呂思勉應該立意在「國史長編」全部竣工後，再撰著一部比【呂著中國通史】更能體現其獨斷之學的中國通史，其最終目標是想從中國社會變遷方面寫一部中國社會通史。
如前所述，在普通史與專門史的分野中，呂思勉更重視以普通史對社會總相作通貫的銓釋。他認為：「社會是整個的，雖可分科研究，卻不能說各科研究所得的結果之和，就是社會的總相。社會的總相是專研究一科的人所不能明白的，倘使強作說明，必至於鹵莽滅裂」 （【歷史研究法】） ，相對而言，普通史家則無此弊。惟其如此，呂思勉自覺「引社會學以解釋歷史，同時即以歷史證明社會學之公例，兩者如輔車之相依」 （【中學歷史教學實際問題】） 。在他看來，通史要想走出困境，應在與「社會科學」眾多分支的相關內容之間架構起一座橋梁，通向新的綜合，這座橋梁就是「社會學」。因此，呂思勉史學以研究社會為樞紐，以考察社會變遷為主線，自覺向社會史拓展，力圖開出新境界。
呂思勉的這一努力早在寫作【白話本國史】時，就有充分的自覺。其「緒論」開宗明義說：「歷史者,研究人類社會之沿革,而認識其變遷前進演化之因果關系者也。」在全書裏，他按時代順序設立專門章節，論述社會前進演化、社會的政治組織、社會的經濟組織、社會的革命、政治制度和社會情形、社會和政治等內容。由此可見，【白話本國史】不僅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白話新通史，還是一部把一般通史轉向社會通史延展的開拓性著作。這一探索始於【白話本國史】，到【呂著中國通史】臻於成熟。1941年，他總結道：「社會是整個的，分為各種社會科學，不過因為一人的能力有限，分從各方面觀察，並非其事各不相幹，所以不可不有一個綜合的觀察。綜合的觀察，就是社會學了。」 （【從我學習歷史的經過說到現在的學習方法】）
呂思勉史學關於中國社會通史的構想尤其重視中國基層社會的結構和變動。他論述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時認為，這次運動之所以起來，就是基層的社會問題累積到嘉道時期始終沒能解決，列強東來更為中國的社會經濟文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巨變；其後，太平天國雖被平定，但社會深層問題仍然存在，直到20世紀國共兩黨的革命都面對著解決底層社會的歷史性難題。相比其他史學大師，呂思勉更註重基層社會與平民問題是如何發展、衍變的，很多論述與觀點的生發與展開也都立足於下層民眾的立場，體現了他編纂中國社會通史所寄托的理想。
由於天不假其年，呂思勉擬撰的中國社會通史最終只能定格在【呂著中國通史】上，但他畢生致力於會通的史學精神，依舊是當代史學追求的最高境界。當代史學在學科分支上日趨細密與專精，但史家仍應「觀其會通」，對研究的物件作通貫的解釋，而不是自我降格到「僅以普通眼光，搜集普通材料，求得普通結論」的下乘。在這點上，呂思勉史學仍向當代史學昭示著現實意義。
四、對歷史教育的實用意義
1941年，呂思勉在【孤島青年何以報國】裏指點青年學子道：
講到入手的方法，我們就不能不從最淺近、最簡易的地方著眼了。大抵指示初學門徑之書，愈淺近、愈簡易愈好,惟不可流於陋耳。陋非少之謂，則不陋非多之謂。世惟不學之人，喜撐門面,乃臚列書名,以多為貴,然終不能掩其陋也。
治學應從淺近簡易處入手，這是呂思勉作為教育家與學問大家對青年學子的經驗之談。他為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學生與史學研究者分別撰寫了適合不同層級的中國通史與專題史著作，能讓不同文化水平的讀者與學人各取所需，各有所得。
呂思勉的史著在內容觀點上周正平實，從不出格炫奇，對試圖把握歷史大勢的普通讀者來說是最值得信賴的讀物。與此同時，呂思勉史學最具可操作性與可模仿性，對誌在治史的史學新進來說，在方法訓練上最具「金針度人」的示範作用。
1.史學後來者最易入門的進階
自陳寅恪首倡「取用新材料，研求新問題，得預新潮流」，中國史學主流就以此作為最高的評判標準，卻不乏對「新材料」的誤解。歷代正史無疑是最基本的舊史料，但只要以新眼光作出新解讀，研究新問題，也就註入了新內涵，在這層意義上說舊材料也能轉化為新材料。即以陳寅恪而論，他在佛教史、敦煌學與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固然取用新材料，研求新問題，但雙目失明後轉向六朝隋唐史領域，使用的也是正史與【通典】等常見材料。因客觀條件的限囿，呂思勉治史不在史料上出奇鬥新，而以樸學劄記法為基本手段，以問題為中心，廣搜人所習見的基礎材料，再借助紮實考證，對問題做出新闡釋。對青年學子來說，這一方法最易於揣摩而行之有效，入門之後，假以時日，不難登堂。
在史學方法上，陳寅恪擅長出奇制勝，能透過曲折入微的辯析論證，獲得出人意表的新解，其天才卓識確實嘆為觀止。但初學者一時頗難體悟；何況少有其天縱之才，倘若刻意模仿，即便不走火入魔，也容易畫虎成犬，並非入門的上選。相對而言，呂思勉史學透過史料的縝密比次與通貫條理，抉發被遮蔽的歷史實相，規矩方圓有轍可循。對初窺門墻的史學入門者，呂思勉史學才是較易進階而值得效法的史學正宗，中等材質只要有心追摩，必能治史有成，自應尊為首選。
2.史學後來者最宜探掘的富礦
首先，呂思勉史學研究面之廣，著述量之多，在中國同代大師中無出其右者。他的史學著述，涵蓋了史學方法論、中國通史、斷代史（從先秦到隋唐五代以及近代史）、專門史（涉及社會、民族、文化、學術、經學、理學、政治思想諸分支學科）、史學劄記、教科書與通俗讀物等諸多領域，確乎「通貫各時代，周贍各領域」。黃永年揭示其師四部斷代史的價值說：由於他「幾乎每個問題的每一小點都下過功夫鉆研，所以寫出來的可說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東西。如把這幾部書拆散，覆寫成單篇論文，恐怕要數以千計」 （【回憶我的老師呂誠之先生】） 。這些未寫成專論的問題點，不啻是呂思勉史學為後來者提示了足資深化的論題；推而廣之，包括其【讀史劄記】也都蘊含著諸多問題意識，有待後學認真領悟與深入發掘。史學新手倘能慧眼識珠，必能從中獲取欣然有得的提撕，覓得富有深度的課題。
其次，呂思勉史學不僅面廣量多，還在於「多所創獲」。楊聯陞曾以「廣大而有意義」的贊語表彰呂思勉的史鈔體著述，「廣大」推許其有規廡，「有意義」贊賞其有史識。嚴耕望也說呂思勉「實有很多創見，只是融鑄在大部頭書中」 （【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 。咀嚼回味其看似平實的論述，你總能折服其論斷的通貫性與穿透力，啟悟多多，這些有意義的創見與史識，是呂思勉史學饋贈後來者的珍貴的遺產。
無論對希望了解中國歷史的普通讀者，還是對有誌中國史學的年青學子，呂思勉史學不僅提供了最可信任的入門讀物，而且指示了最可仿效的路徑方法，在當代依舊葆有充滿活力的實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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