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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重臣張人駿軼事摭談

2024-04-20歷史

文丨 趙進傑

河北豐潤張氏家族是近代著名的世家望族,家族人才輩出,其中尤以晚清「清流」健將張佩綸、民國才女張愛玲兩位鼎鼎大名的人物為代表。近年隨著研究的深入,張氏家族的另一位成員、清末重臣張人駿逐漸走進人們的視野,並被越來越多人所關註。張人駿(1846-1927),幼名壽康,原字健庵,後改為千裏,號安圃,晚號湛存居士,直隸遵化州豐潤縣(今河北省唐山市豐潤)大齊坨村人。現在人們提及張人駿,談論最多的就是他在任兩廣總督期間曾與日本駐粵領事交涉,收回東沙群島,後又派水師提督李準等人分乘軍艦前往西沙群島,勘查島嶼,命名勒石,並在永興島升旗鳴炮,宣誓主權,不過大多數人對他的其他生平事跡缺乏足夠了解,尚有更多的史實軼聞有待挖掘。

張人駿

少負才學,早登科第

張人駿雖籍貫為河北豐潤,但是他從小就隨乃祖若父宦遊南方,並在江南這片文化沃壤中成長起來。他的祖父張印坦,號信齋,歷任江蘇無錫、丹陽、丹徒知縣。據【豐潤縣誌】記載:「無錫濱太湖,京口濱大江,(張印坦)曾均創立救生船以拯救危溺,復以俸千金於無錫望湖門外修復圮橋,邑人名之曰清名,誌惠也。」其父張鈞,字澤仁,號古虞,同治年間曾在松江府華亭縣(治今上海市松江區)任知縣八年,任職期間的政績主要體現在治水、治海塘等方面,而且是帶頭捐俸祿修水利,最後卒於任上。張人駿祖、父兩代皆居官清正廉潔,造福百姓,這無疑會對他以後入仕為官的理念、行事產生潛移默化的積極影響。張人駿這一支早年生活在蘇州,其父張鈞過世後他成為大家長,這個家族除了他的家小,還有他已故兄長張壽曾留下的一家子。

張人駿幼年穎悟,刻苦攻讀,同治三年(1864)中甲子科舉人。翌年赴京參加會試,頭場適與江蘇常熟人翁曾翰同號。對此,翁氏在其日記中記述道:「同號無熟人,惟與張安圃人俊談,此人年輕,系豐潤人,久遊於江浙,為劉叔濤年丈之弟子,去年新中。」劉叔濤即為張人駿的授業師劉廷枚,為蘇州吳縣人,頗負文名,張人駿在其指點下自然飽讀詩書,才學出眾,這一點在翁氏日記也可以得到印證。原來當場考試的詩題為「蘆筍生時柳絮飛」,得「生」字,翁曾翰不知出處,還是張人駿告訴他出自蘇軾【和文與可洋川園池】詩。不過遺憾的是,張人駿在這一科並未獲雋,而是在三年後的同治七年(1868)與其師劉廷枚同時高中戊辰科進士,並雙雙被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同科登第者還有吳大澂、寶廷、陳寶琛、陳啟泰等人,他們也都進入翰林院,故彼此交往密切。同治十年(1871),張人駿的堂叔張佩綸也考中進士,並迅速加入了張人駿的朋友圈。對此,張佩綸自己也曾述及:「人駿以同治戊辰先佩綸入翰林,故戊辰諸前輩多昵就佩綸。」他們暇時則切磋藝文,評議時政,形成了光緒初年政壇上的一股新興政治力量的核心,人稱「清流黨」。雖然叔侄倆同屬「清流」,不過卻行事風格迥異,張佩綸鋒芒畢露,張人駿卻低調穩重,所以與張佩綸後來遭遇馬江慘敗被革職充軍並從此一蹶不振相比,張人駿則走上了另一條完全不同的仕宦道路。

為官持重,位至封疆

張人駿「為人凝重,操履端潔,察吏頗嚴」,他在任職京官期間恪盡職守,勇於任事,贏得了上級和同僚的一致好評。光緒十六年(1890),張人駿外放廣西桂平梧鹽法道,繼而先後任廣西、廣東、山東等省布政使。在張氏的疆臣生涯中,庚子(1900)年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年份。據【淩霄一士隨筆】記載,袁世凱之所以能在晚清政壇迅速崛起,一個主要的因素就是在他任山東巡撫期間,緝捕義和拳,保護外僑,維持了山東全省的穩定,表現出與其他北方督撫截然不同的政治素養,所以後來得到重用。然而最初袁世凱心中尚有顧慮,他害怕違背慈禧太後的旨意,一開始還有招撫義和拳的打算,瞻望遲顧,始終下不了決心。時任山東布政使的張人駿則向其陳說利害道:「公試揣此類妖妄之徒,古來有能成大事者乎?如料其能成,自宜善遇之;若策其必敗,則亟須早決大計,毋為所牽率以獲重咎也。」大意是說像義和拳這樣愚昧無知的民眾肯定成不了大事,既然料定其必敗,那就應該早定決策,免得被他們牽連而獲罪。袁氏認為張人駿說得有道理,遂下定決心采取果斷措施清剿義和拳,為其以後政治升遷鋪平道路,所以他自然會欽佩張人駿的見識並對其當初的建議深表感激。兼之袁、張二人還是兒女親家,結成了一種隱形的政治同盟關系,所以後來政治上飛黃騰達的袁世凱自然會對張人駿進行某種形式的提攜和幫助。

不過張人駿的為官之道可不僅僅是拉關系、結人脈,最主要還是其自身為人行事的風格獲得了樞府的認可,從而奠定其清末封疆重臣的地位。這從【淩霄一士隨筆】的另一則記載中可以得到證實,「清末督撫中,張人駿以悃愊無華、端重老成著,不隨波逐流、迎合風氣。歷督兩廣、兩江,均大疆繁劇。時髦政客屢攻之不能動,固以久為循吏,資望較高。」大意謂張人駿為人至誠樸實,居官老成持重,並且主政地方皆能勝任,雖有宵小政客暗中攻訐,也不能撼動其封疆重臣的威望。最主要的是當時的軍機大臣鹿傳霖特別看重張人駿的廉潔正派,將其引為同調,並在中央政府中極力稱道他的賢能,這也在很大程度上維護了張人駿的政治地位。宣統二年(1910)七月,鹿傳霖病逝,時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的張人駿撰聯挽之曰:「溯太公急難以來,忠節相承,名德有達人,特鐘聖相;自先帝登遐而後,台衡代謝,中原正多故,又喪老成。」上聯極稱鹿傳霖的家世,並以「聖相」相推許,下聯則感嘆國事艱難,老成雕謝,於公於私皆深寄哀挽之情。兩江總督在清代督撫中的地位僅次於直隸總督,可謂位高權重,不過張人駿卻即將迎來人生中的最大考驗,「中原正多故」,此時已經是清王朝覆滅的前夜。

張人駿在天津的舊居

辛亥棄守,抱恨余生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南北各省紛紛宣布獨立。到了11月初,張人駿兩江總督署的駐地南京城雖然尚在清廷控制之中,卻也時刻面臨被革命軍進攻的危險。當時的新軍第九鎮統制徐紹楨在革命官兵的鼓動下宣布起義,並於11月8日領導第九鎮從秣陵關向南京發動一次進攻,卻因彈藥不足、清軍工事堅固而敗退鎮江。在此期間張人駿的表現是鎮靜的,他在給妻子的信中說:「十八日(11月8日為陰歷九月十八日)事雖危險,而我並不驚慌。出花園後,即有軍隊保護……今日辰刻回署,一切照常,物件亦無遺失(小物略失真失)。」張人駿還告訴身在上海的兒子不要相信謠傳,明確表示自己不會自殺。

然而上海、江、浙等省的革命黨人並未善罷甘休,他們迅速組建以徐紹楨為總司令的江浙聯軍,並再次對南京城發起猛烈進攻。從11月24日夜開始,守城清軍與革命軍鏖戰七日,戰局叠進叠退,雙方互有傷亡。期間張人駿等曾派人與革命軍和談,提出「不傷人民生命,不殺旗人,準張勛率部北上,準張人駿、鐵良北上」四條件。由於徐紹楨要求將張勛留在南京聽候處置,和議未成。這時他們又得到了武漢欲停戰議和、清廷有意退位讓權的訊息,於是開始研究部署各自的退路。到了11月30日,革命軍攻占了天堡城,控制了進入南京的咽喉。12月1日淩晨,革命軍接連炮轟朝陽門、富貴山、太平門等處,此時南京城已是岌岌可危。據【李實忱回憶錄】記載,當天夜裏,張人駿、鐵良、張勛、李廷玉等共十人從清涼門上或坐繩兜或雙手拉繩而下,隨即登上了停泊在江中的日本兵艦,後又前往上海租界躲避。12月2日,革命軍長驅直入城內,南京遂告失守。

張人駿棄守南京城,雖然當時自顧不暇的清廷未予從嚴治罪,不過卻成了張氏人生的最大「汙點」,無論生前身後均被人們反復提及。如當時參與蘇州獨立的立憲派人士沈恩孚後來有詩雲「督師不武張人駿,入幕能文饒漢祥」,即直言作為地方最高軍政長官的張人駿不夠勇武,嘲諷其是革命黨人手下的敗軍之將。而在部份忠清文人的文學敘事中,張人駿的棄守行為也不可避免成了他們批評的物件。著名學者王先謙有詩雲:「從來板蕩識誠臣,忍使明廷獨苦辛。半壁河山摧欲盡,不知守土是何人。」他在詩後自註道「張人駿棄江南遁,東南督撫無一盡節者」,譏刺以張人駿為首的東南督撫未能做到守土盡責,更別提有為清廷以身殉節的了。而同為湖南守舊派領袖葉德輝的【挽山西巡撫陸忠節鐘琦】詩有雲:

江漢興戎卷波濤,疆臣一夕棄城逃。

如公豈止光同譜,當國胡因付老饕。

守府恨無兵在手,中原從此盜如毛。

兼圻佼佼稱張李,愧見當時血染袍。

詩中的「張李」即指兩江總督張人駿和雲貴總督李經羲,他們身為總制數省的封疆重臣卻「一夕棄城逃」,與殉清而亡的陸鐘琦相比,都難免有幾分慚愧之色。至於最為今人熟知的「籮筐總督」的說法,雖出於影視文學作品的藝術加工,不過它所指代的歷史事實卻一直令張人駿難以釋懷,以至於他晚年寓居天津期間仍然時常會向友人談及此事。例如【翁斌孫日記】中1917年1月4日就有這樣一條記載:「張安帥(即張人駿)來長談,談及辛亥南京事,猶恨當時謀國者之不臧也。」

張人駿行書八言聯

晚居租界,以遺民終

1912年1月,張人駿輾轉抵達天津,上疏朝廷請求罷職並獲準後,隨即攜家眷到青島避居。其後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為鞏固統治,便透過各種方式敦促張人駿到北京任職,張人駿均力辭不就。著名文人黃孝紓當時奉其父黃曾源寓居青島,他在所著【青島流人篇】中曾有一詩述及張人駿雲:「疾惡欻如風,義不恕親暱。皇皇卻聘書,庶以懲不壹。」雖只寥寥數語,卻道出了張人駿忠於清室,甘作遺民,即使與袁世凱有姻親關系,依然以不合作的方式對其逼宮奪權的行為表達了不滿和批判。1914年初,張人駿曾與周馥、呂海寰、趙爾巽等昔日僚友發起成立「十老會」,他們在前清都身居高位,如今則是同病相憐的忠清遺民。相同的經歷和情感使他們聚在一起,時常醵飲暢談,詩歌唱酬,或許只有如此才能稍稍緩解他們內心的痛楚。然而好景不長,同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對德國宣戰並武力占領青島。為躲避戰亂,張人駿一家三代由青島移居天津英租界高登路。

張人駿在天津的居所位於今湖北路1號,現為居民大雜院,由多戶人家分別租住,但仍基本保持當年原貌。這是一所普通二層西式洋樓,臨街圍墻高大,只有一個小門供進出,相對比較封閉,這倒頗符合張人駿的遺民身份。院內空間也很狹小,張家幾十口都住在一起,不免有些擁擠,可見張人駿和家人們的生活比想象中要儉樸得多。張愛玲幼年居津期間,常去高登路看望她的堂伯父張人駿。她在晚年自傳【對照記】裏曾記述道,「在天津,每隔些時日要去二大爺家裏。路遠,坐人力車很久才到……帶路的老人終於把我們領到了一個光線較好的小房間。一個高大的老人永遠坐在藤躺椅上,此外似乎沒什麽家具陳設。」而她在散文【天才夢】中則回憶得更加清楚:「我三歲時能背誦唐詩。我還記得搖搖擺擺地立在一個滿清遺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眼看著他的淚珠滾下來。」即便聰慧如張愛玲,當時年幼的她也無法理解「二大爺」為何會哭,翰林出身又親歷鼎革的張人駿在聽到這首詩時所觸發的內心傷感已經大大超出了她的認知能力和人生經驗。而且這首詩的創作地點、六朝古都南京正是張人駿當年總制兩江的駐節之地,鼎革之際的血戰和棄守記憶再一次被從心底喚起,人到暮年的他自然要為之流淚。

關於張人駿晚年的遺民生活和心境,我們或授權以從他與親友的往來信劄中窺知一二。張人駿在1915年曾兩次致函商衍鎏,情緒頗為低落,「世變至此,祗能暫圖茍安,來日若何,殊難預料」。可知寓居天津後的張人駿對鼎革後的政治和社會非常不滿,同時對國家未來的發展也看不到任何希望。至於自己的日常情況,張人駿在兩封信中都只說「一切平順」「眠食如常」而已。1916年,張人駿曾給堂弟張誌潛復信,其中有「一切世人不欲與見,一切世事不願與聞」的表示,反映出張人駿此時傷心絕望,完全沈浸在個人的痛苦回憶之中的生活境況。不過張人駿也並非與外界完全隔絕起來,他通常有一個固定的交遊圈子,其成員主要為當時寓居天津的清遺民如呂海寰、胡建樞、渠本翹、張曾敭、陳際唐、翁斌孫等人。根據【翁斌孫日記】記載,張人駿曾為蔣式芬夫人亡故題主,還曾為張曾敭兒子結婚而往賀,至於平日的友朋宴請則更多了。例如1919年2月28日翁斌孫記道,「午赴陳堯齋約,同坐張安帥、小帥、胡星舫、袁杏南、李子申、章式之、吳稼生,飯已,安帥談良久方散。」明明飯局已經結束,張人駿仍然意猶未盡地談論不休,所談之事雖付闕如,然不難想象無非是遺民們念念不忘的「開天遺事」和舊朝之思。

民國十六年丁卯(1927)正月初七日,張人駿在天津寓所病逝,享年82歲。遜帝溥儀派人到張宅吊唁,並賜謚「文貞」,對張氏一生給予了充分肯定和較高評價。而張人駿當年分校會試的門生、同光體詩派領袖陳三立聽聞噩耗,則撰【張安圃師挽詞】一首以誌哀悼:

儒臣表諫垣,立朝有正色。試外翔炎僥,風培垂天翼。輾轉擁節旄,泱漭控南極。為治本清靜,雄圖蟠寸臆。恥翹赫赫功,身教化貪墨。儉素寖移風,四海歸耆德。運會兆崩解,矢竭彌縫力。及老鎮江介,禍延幾不國。盡瘁支艱危,縈寐弭反側。孤立坐陷敗,救亡更何術。觀變沽上床,蹉跎曜靈匿。魂戀銜木禽,眼穿揮戈日。一瞑纏萬恨,騎箕訴討賊。夙昔親典型,氣肅語質直。長耳垂霜髯,改世成追憶。鸮音搖余喘,未忍訊眠食。私疚負恩舊,哀接海雲黑。孰采防微疏,增重闡幽筆。

詩中不僅對張人駿一生的仕宦經歷和政治貢獻進行了高度概括和贊頌,同時著力渲染了張氏不忘舊朝、忠貞不渝和抱恨而終的晚年,最後則追憶斯人、感嘆自己有負師恩而彌增哀慟之感。張人駿雖抱恨而終,卻得到了舊主的格外褒崇,更有高弟為之大力揄揚,他在九泉之下應該可以瞑目了。

晚年張人駿

參考文獻

[1]翁曾翰著,張方整理:【翁曾翰日記】,鳳凰出版社,2014年

[2]徐淩霄、徐一士著,劉悅斌等校訂:【淩霄一士隨筆】,中華書局,2018年

[3]張人駿著,劉天昌整理:【張人駿往來函電集】,鳳凰出版社,2022年

[4]李廷玉著.李實忱回憶錄(節錄):【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四十三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

[5]翁斌孫著,張劍整理:【翁斌孫日記】,鳳凰出版社,2015年

[6]陳三立著:【散原精舍詩別集】,商務印書館,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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